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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海外文物身份溯源與回流，幾乎成了國際各大拍賣會的「公案」。如何證明國際拍賣會上的文物，是中國曾被盜的？在為這些文物尋找身份時，除了參證中國本土文獻，來自日本的照片圖錄則是非常重要的旁證。 以近兩年最為人所知的拍賣案例來看，2018年蘇富比秋拍上拍賣了一尊中國唐代佛首，有文物愛好者發現這尊佛首與民國期間洛陽龍門石窟1720窟被盜割的一尊佛首高度相似。而提供了對比圖的則是一本日本學者編寫的名為《中國文化史跡》（中文版名為《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的書，關野貞在圖注部分寫道「……龍門西山第21窟（古陽洞）以南有大量的唐代石窟。南端有石窟，暫且稱之為極南窟。……後方中央有本尊跌坐於方座之上，但胸部以下盡遭破壞，只留下了豐滿美麗的面貌。像高約五尺，左右兩羅漢的頭部皆失，左方軀幹猶存……從此窟內部佛像的樣式看，估計是高宗時期的作品。」 關野貞以「豐滿美麗」形容他端正地拍攝的照片中的一尊佛，照片中佛頭的特徵與拍賣行的佛頭特徵高度吻合，由於證據鏈充足，最後國家文物局介入「蘇富比佛首」事件，這尊龍門被盜佛首被拍賣行下架。 ...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第二冊中所收錄的關野貞當時拍攝的「極南窟·本尊」照片。 ... 與蘇富比所拍賣的佛首對比。 如果不是這本圖錄，或許很多流失海外的文物將一直處於無人知曉的境況，如下圖這件拍攝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佛像，在《中國文化史跡》中，關野貞於1906年詳細記錄了這尊彌勒菩薩像在白馬寺的尺寸、相貌、年代等重要數據，並在1941年出版該書時，明確指出此中國白馬寺彌勒像「被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所占。他在書中寫：「伽藍殿內原有最秀麗的石雕彌勒菩薩像，近年被偷，流失海外，現被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菩薩像高六尺四寸八分五厘，胴部特長，兩膝脛部過短，整體比例失衡嚴重，但面相溫雅，姿態修長，品味高尚，純真摯樸。從其相貌、衣紋樣式判斷，應為北魏時期作品。 ... 左圖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右圖為1906年日本學者關野貞攝於洛陽白馬寺。 ... 這是一件關野貞於1906年攝於中國陝西西安石佛寺·白石釋迦如來像，後被偷運至日本，至今未歸。 最近，中國畫報出版社《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的責編袁小茶在名為「讓中國十四省海外被盜文物沉冤昭雪之謎」的線上分享中，帶著讀者細讀了該系列叢書，就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進行了導讀。除了如上所說，該圖集在破解文物疑案時功勳卓著以外，這些拍攝於晚清與民國的2000多幅照片許多都是文物的「遺照」，在之後的歲月，這些佛像、建築屢經時間的滌洗及人為損壞，在今天已是斷壁殘垣，一派蕭瑟。而近些年諸多以極主觀的審美「修舊為新」的現象亦更加令人扼腕。 20世紀第一個三十年，日本學者的造訪 最新版本的《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原書名為《支那文化史跡》，由東京大學教授關野貞和常盤大定合著，於1941年出版發行。原書為日文版，按民國時期的行政省區進行分類編輯，全書共計圖版2531幅，分12卷，每一卷附有10萬字左右的解說。這是一部全面系統介紹中國古蹟建築等的大型著錄，作者從1906年開始，歷時三十餘載，先後數十次來華實地勘察，搜集、拍攝的照片、拓片幾乎囊括當時保存尚好的名勝古蹟，是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圖鑑。 關野貞一生來華十餘次。1906年9月，關野貞自北京出發，經鄭州至西安，對沿途各地的古蹟遺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進行了考察；次年，關野貞又專程奔赴山東，對建築遺蹟、石刻造像等展開調查；1918年初，關野貞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對中國、印度及歐美古建築及其保存情況進行調查。這次他經朝鮮陸路進入東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開封、鞏縣、洛陽、鄭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後不久，又南下歷訪濟南、青州、青島等地，從青島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蘇等地考察。 他的這次考察最大的「收穫」就是在太原近郊探訪到天龍山石窟遺蹟。並對大多數石窟進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攝，撰寫了考察報告《天龍山石窟》。也是自關野貞「發現」天龍山石窟之後的僅七八年時間，石窟造像幾乎慘遭滅頂之災，無數佛首被生生鑿取，有的佛像整體被盜，其慘狀難以言表。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多種多樣，但與跨國美術商山中商會頭目山中定次郎的兩次造訪以及該商會的大肆搜購轉賣行為有直接關係。 常盤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學家，曾任母校東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佛教史。生前來華七八次，其中，僅20世紀20年代就曾五次來華考察宗教文化遺蹟，在佛教實證研究領域屬先驅者。他第一次來華是1920年9月，考察路線為瀋陽、北京、房山、大同、張家口、太原、洛陽、漢陽、宜昌、廬山、南京等，考察對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廟、道觀等遺蹟、遺物。第二次時間在1921年，行程為青島、濟南、泰安、曲阜、兗州、濟寧、北京、石家莊、鄭州、開封、洛陽、漢口、長沙、九江、南京、揚州、鎮江、蘇州等；第三次和第五次主要是對南方各省的調查。包括上海、寧波、漢口、廬山、杭州以及廣東、福建等省市。加上第四次對大連、旅順以及青島、濟南等地的考察，中國南北各地主要文化勝跡，尤其是佛教遺蹟等，基本為其踏遍。常盤在踏訪中，尤其注重對史跡的拍攝、拓制和記錄，所作日記也一絲不茍，每次都留下數量可觀的圖文資料或日錄。 如前所述，在對中國多次考察的基礎上，常盤大定與關野貞合作，編輯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國佛教史跡》，後來又在此基礎上，增加儒、道等部分，擴充為十二卷本的《中國文化史跡》。去年，中國畫報出版社從日本購得該書版權，重新翻譯文字、整理圖片，出版了十二卷中文版本的《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 梁思成等專家學者都把此書作為重要的參考文獻，在講義、著作中多有引用，書中涉及的名勝古蹟幾經戰亂、天災等，能保存完整者已經很少，其圖版資料更顯珍貴，這對於宗教、建築、書畫、造型等傳統文化研究，古蹟修復重建，文物鑑定，流失海外文物追討等均有很大幫助。 ... 書封 流失海外的文物明星與「文物棄兒」 1906年到1936年間，外國的探險隊、學者們開始訪華，有以「文物考察」之名巧取豪奪如敦煌之斯坦因、伯希和，也有雖然當時確以學術研究和對文物極為珍視的態度進行考察，但在日後卻造成這些文物被荼毒被販賣，成了永遠無法歸國的「海外棄兒」。這些「棄兒」也命運不一，有些被美國大都會、大英博物館等完好保存，如今國人還可透過玻璃展櫃瞥見其華夏容顏；更多的「棄兒」落入海外私人收藏秘藏，從此石沉大海，甚至當他們偶然現身時，中國人自己也難以確鑿的證據將其認定為這是中國的文物。 今天我們再讀《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時或許大多數時候會百感交集。從不好的方面來講，這些晚清走遍中國的日本學者雖以「保護和研究」為初衷，但他們回國後難掩這種發現了無數巨寶的喜悅，對中國文物遺存廣博和重要三令五申，造成後來日本跨國商會之後在中國大量收購盜鑿的文物，許多文物遺存由此遭受滅頂之災，天龍山石窟即是如此。而文物之損毀絕不能僅歸咎於日本人的到來，某種程度上，關野貞、常盤大定等為中國文物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後的影像。 首先是，在日本學者到來之時，中國的許多文物遺存已經損毀嚴重、破敗不堪，以今天最為煊赫的景點之一——少林寺來看，1920年左右，少林寺的鼓樓和東都敬愛寺法玩禪師塔的狀況已經極為破敗，少林寺雖有「千年」之名，但其中相當體量的應是後世新建或者翻修的。 ... 少林寺的鼓樓（左）和東都敬愛寺法玩禪師塔（右） 還比如這兩尊現身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天王像，關野貞在1906年的記載，「這塊石頭的下方刻有優雅別致的天像……面貌之雄偉、姿勢之優美、鎧甲神服的刻線之細膩、力度之強勁、手法之流麗穩健，皆充分顯示出初唐的特質。」而除了其本身的價值，這兩尊像成為中國香積寺的唯一身份憑證。這一年，日本學者看到的香積寺的樣子已經是「寺塔中裂，院宇荒涼，寺前壁上有畢彥雄撰《凈業禪師塔銘》……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 ... 兩尊天王像 ... 鑲嵌在塔壁上的天王像（左），1906年關野貞所攝的香積寺已經從中開裂，岌岌可危 日本學者在該書的字裡行間寫道的「尋隱者不遇」的失落常可以點明某一處建築在20世紀初年的狀況。中國文物遺存中尤為重要者常以「時代早，造型獨特精美」和「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背景」為顯著標誌，前者表現在記述幾處魏晉、北齊及唐代前期的石窟時，日本學者幾乎通篇都是溢美之詞，而對於宋代以後的建築和雕塑進行描述時則平靜許多。而後者則表現在，他們常會執著於不遠千山萬水去尋找一個有「典故」的建築。 比如尋訪茅山時，常盤大定在去之前就意圖明確，他說：「之所以立志要探查茅山，除了希望考察道教中心地的現狀以及探訪陶弘景的遺址之外，還希望對佛教遺蹟進行儘可能的考察。從與佛教相關的人物來看，這裡是陳隋時明法師隱遁之地，明法師出自三論宗法朗之門，最能傳師之面目。我是懷抱著看到這些遺蹟的希望而前去探訪的。」而最終常盤大定只是拍攝了一些水墨畫一樣的廢墟的照片回來，他失望地說：「尋到了陶隱居的遺址，可是山中沒有寺院，因此陳代的明法師、唐代的炅禪師的遺址已全然不見痕跡。法師和禪師的住處，就算在當時可能也不是特別引人矚目，無非是普通的蘭若而已。若繼承者當中不出現一些大人物，則湮滅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 茅山元符萬寧宮前墟 「毀容式」修復 相比於散落在太原的荒野處，在1923年到1925年因為外國商會的介入，讓幾乎所有的雕塑都被損毀、切割、盜賣的天龍山石窟，雲岡石窟則是另一種命運。 日本這一時期的另一位學者山下杢太郎的筆下，1920年，他抵達雲岡石窟時看到的則是「在此地，在慘不忍睹地對雕塑進行反覆修復，屈指可數的幾座石窟的佛像，竟被弄得宛如粗鄙的喇嘛寺里的偶像或者曼陀羅一樣，色彩艷膩、油光鋥亮。」以至於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用一把小刀緩緩剝除貼在佛像面部的油漆和顏料，由於那是一種在紙張類的材料上塗上油性顏料再塗畫色彩，所以比較容易剝除。 ... 菩薩像修復後的容貌（左），山下杢太郎剝除油彩後的佛像舊貌 雲岡石窟當然不是個案，在之後的「破四舊」運動中，許多文物被打砸搶燒，在後期卻以拙劣的面貌被修復重建。1920年代，日本人充滿艷羨地描述這裡有趙孟頫的題字和據傳為元代雕塑名手劉元所塑東嶽廟元代塑像。在1947年時有一批來自山西和東北的流亡學生住在廟裡，他們以破除迷信為名進行了大規模洗劫，更加重了東嶽廟的損壞程度。廟裡的元代塑像也被砸毀。 建國後，東嶽廟先是因為附近火藥廠的爆炸而被震碎了不少塑像，後來整座廟又被北京市安全局占用，從而宣告關閉。直到1995年，北京市政府才決定恢復東嶽廟，廟中所駐機關全部騰退，並隨後建立了北京民俗博物館，於1999年正式對外開放。 ... 北京東嶽廟· 東嶽寶殿· 東嶽大帝，攝於1920年代，此像傳為元代雕塑名手劉元所塑，如今已被毀 ... 復建的東嶽大帝 「精神上的故國」 《雲崗日錄》的作者木下杢太郎在晚清時在中國經歷了四年的遊歷，將中國許為自己「精神的故國」。他們常在文章中有很多抒情的描述：「佛像本身所潛藏著的那些可敬的創造者們身上的空想、熱情、喜好與魂魄，一如透過水溝的溝底我們依然能夠望見冬日午後的慘澹的太陽一樣。」「在熹微的晨光中或薄暮的夕陽下從遠處仰望，內心總是不由得被大佛那莊嚴而又慈悲的容顏所深深打動。」 除了文物遺存，日本學者在拍照時，為了給建築物找一個參照物，常常會將當地人拍進照片，於是可以看到很多憨厚樸實的、常常是面無表情地看向鏡頭的中國人。 在《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長達十二卷，十萬多字的體量中，關野貞和常盤大定寫到中國人的筆觸屈指可數。一來可能正如圖片中所顯示的，中國人背後由祖先們創造的精湛到幾乎詭秘的藝術構成的龐大氛圍中，侷促地站在一邊的人顯得那麼微不足道。他們或者為散落在鄉野的建築的守門人，或者是主持、僧道、或者是日本人請的幫忙牽馬跑腿的隨從。而在大多數中國人臉上呈現出的不安、茫然、疑惑，或許正是那個時代最精準的表情。 ...... 當然，學者的性格和境遇不同，他們眼中的中國也不同。比如性格開朗活潑的山下杢太郎就回憶：「更有那些生動的人——我們從大同的旅店帶上了一個小廝和一名伙夫出發了。小廝名叫白玉堂，伙夫名叫方喜。小白今年二十五六歲，乾淨利索而且聰明機靈，所以，很快就和我們混熟了。夜晚，舊曆八月初八的月亮灑下了皎潔的清光，我們與小白和寺僧相伴，沿著靜寂的山道散步，在走到丘陵南邊盡頭時，小白放開嗓子起頭兒唱起了不知是什麼戲曲中的某個唱段。」 在《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蹟圖集》中，也可以看到這批學者們像朝聖一般去尋找建築和文物遺存，以當時環境之艱苦，他們常常吃不到飯、住的環境也很惡劣，日復一日的尋找和行走，很多石刻因為在懸崖斷壁上，探訪也要冒諸多危險。雖然放在更長的歷史脈絡中，我們去審判當時他們的介入和在後來引發的對中國文物的傷害時，很難平息心中憤怒，但我們仍舊不得不承認，他們保存下許許多多的文物資料和影像，於歷史有功。我們每次回看那段不忍卒讀的歷史時，在憤懣之餘，我們或許真的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他們沒來，如果他們不曾著手記下詳細的數據和留影，或許更多的文物都將成為無頭公案，在之後的歷史中也未見得能夠有更好的命運。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media/lvoveo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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